近日，环保部公布了2012年度全国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核查处罚情况，罕见地点了华电、神华、中石化、中铝、中石油等多家央企和地方龙头企业的名。上述企业因脱硫设施不正常运行、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而受到通报，被环保部挂牌督办，责令限期整改，追缴二氧化硫排污费，并予以经济处罚。
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强调，要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对那些不顾生态环境盲目决策、造成严重后果的人，必须追究其责任，而且应该终身追究。面对依然严峻的空气质量形势，强化行政监管已成为全社会共识。但《经济参考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对于正在参加“生态赶考”的各级政府及其环保部门，行政权力的“介入”和“退出”并非一道非此即彼的单选题。
在环保监管的缺位之处，企业的治污设备或者拒不安装，或者装而不用，尤其是治污企业和排污企业基于“减排成本最小化”的利益共识，盲目追求低价招投标，导致减排设备的质量堪忧。在环保监管的越位之处，“拍脑门”决策严重干扰了企业的正常生产，刚刚建成、尚未投运的治污设施因为频繁变化的新政策而夭折，企业前期投入打了水漂;企业被各级政府层层加码的减排目标搞得喘不过气，减排工程不得不赶工期。
“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依然是中国环保的现状。雾霾治理的根本，正在于合理划定政府、市场、社会三者的边界，既守土有责，又互不侵犯，从而形成“空气保卫战”的最广泛统一战线。
监管“缺位”又“越位”企业守法反吃亏
淘汰高污染产能、大雾霾天企业限产、签订减排“军令状”……今年以来，各级地方政府重拳出击，迎战雾霾。但《经济参考报》记者调研发现，环保部门在雾霾治理中同时存在着“监管越位”和“监管缺位”现象：一方面，大型火电企业实施着全球最严的排放标准，却面临环保部门“拍脑门”掀起的环保风暴，多头监管、指标加码、政策频变导致企业无所适从;另一方面，“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仍存在，一些企业斥巨资搞环保只能是赔钱赚吆喝;另一些企业则宁可缴纳排污费、行政罚金也不愿去治理污染。基层人士建议，监管部门应尽早从“越位点”退出，把“缺位点”补上，让雾霾治理有章可循，有法必依。
作为大气污染物的“排放大户”，火电、钢铁等企业内部人士纷纷向记者反映，当前的环保监管体现出浓浓的“长官意志”，相关政策的非延续性和“变通性”，导致基层的火电厂、炼油厂难以招架。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简称“中电联”)相关人士表示，火电行业的排放标准已高于钢铁、水泥，甚至脱硫率比美国还高。但环保部门针对火电行业的政策频变，政策出台前并未征求行业协会意见，也未设置政策落地的过渡期，导致电力企业无所适从。某电力央企一位内部人士告诉记者，环保部2012年刚刚实施《火电污染物大气排放标准》，2013年初又对47个大气污染重点控制区实施“史上最严”的特别排放限制，造成刚刚建成的部分环保设施又要进行二次改造，增加了环保设施的改造成本。
上述央企人士还表示，大气污染物的总量控制指标也面临多头监管。目前环保部既和发电集团签定了总量减排责任书，又和地方政府签定了类似责任书。由于责任书完成情况会影响企业环评审批和对地方官员的问责，一些地方政府在责任书的基础上，又对部分电厂的减排指标“层层下压，步步加码”，给企业整体安排减排任务造成了困难。
赶工期使得减排工程质量难以保证。上述中电联人士举了个例子，脱硝装置的合理建设工期是一年，在地方政府的压力下，工期被缩短到七八个月，甚至只有三个月。“去年已经有脱硝装置，刚建成就垮塌了，装置是建在烟道里边的，烟道一被堵住，整个机组都发不了电了。”该人士说。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环保企业人士向记者反映，在七八十米的高空持续作业，天天连轴转，天天提心吊胆。该人士还时常听到客户这样的抱怨：“国务院不还提出‘不赶工期’的安全生产要求吗?但有的地方政府对火电厂是多几个小时也不给，就是强令某天晚上12点前必须启动脱硝装置。”
为避免“拍脑门”决策，接受采访的工业企业和环保企业负责人认为，应摒弃环保政策制定和执行中的“长官意志”，尽快制定出台PM 2.5治理的中长期时间表和路线图。一方面，避免微观政策对市场的过度干预，明确企业的投资和回报预期;另一方面，避免政策频变导致大气污染治理产业大起大落，影响环保产业的健康发展。
在越位之外，环保监管更多体现为缺位，国家环保政策常常遭遇“软执行”。山西省一家焦化企业副总经理表示，上级部门出台了环保新标准，要求今年起施行，当地有一半以上企业不合格。为照顾这些企业，地方政府自己给了2年“缓冲期”，2年后才完全执行，“这是在淘汰还是鼓励落后企业呢?”
“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一些企业投巨资搞环保，却陷入“劣币驱逐良币”的境地。中部一家煤化工企业负责人诉苦说：“我们环保投入已超过1亿元，包括除尘站、脱硫设备等，导致产品在价格竞争上处于劣势。公司产品每吨卖1100元，而别人每吨只卖1000元，结果市场只认不搞环保企业的产品。”
“违规排污有得赚”更成为企业违法排污的“护身符”。甘肃省一化工企业负责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年产1000万吨的水泥厂，如果投运减少大气污染物排放的脱硝设备，每年将增加成本超过5000万元，但停用1天就能省几十万元;即便被环保部门查处，最多也只是被罚款20万元。因此，有的企业宁交罚款、排污费，也不去治理。
山西省太原市环保局相关负责人也有同感。该人士说，一些企业只在应付上级检查时才开启环保设备，平日里设备闲置或不能持续稳定运行的情况时有发生。即便被逮个现行，一般也只处罚10万元上下，起不到打击作用。
“为有效遏制企业违法排污现象，应加大环境违法执法和惩处力度!”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柴发合等专家呼吁，取消违法排污罚款最高限额规定，采取“按日计罚”，对企业违规排污的，一经查实一罚到“死”，从而形成强大的法律震慑力，让保护环境成为企业的理性选择。实际上，上个月底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二审的《环境保护法》修正案草案已有类似规定：“企业事业单位违法排放污染物，受到罚款处罚，被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依法作出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按照原处罚数额按日连续处罚。”但由于“按日计罚”条款一度在一审草案稿中被删除，该条款能否最终进入《环境保护法》还存在不确定性。
环保部部长日前在环保部党组扩大会议上强调，抓紧推动《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的修订。对此，专家建议，应该乘着相关法律修订的东风，设置一条不折不扣的法律“高压线”，严厉打击那些包庇违法排污企业、项目环评“睁只眼闭只眼”、环境监测弄虚作假的行政违法行为，并严肃处理相关部门责任人。
污染企业罕排污治污企业轻质量
《经济参考报》记者调研了解到，由于环保监管存在盲点和漏洞，部分治污企业和排污企业基于“利润最大化”目标追求廉价环保，致使环保产业乱象丛生。对于治污设备的买方而言，有的企业虽然上马了环保设备，但平日里将其“束之高阁”，管得严时才用来应付检查。有的企业为了节约运营成本，不按设计要求使用设备，“小马拉大车”造成环保“低效症”。对于治污设备的卖方而言，有的企业为了兜售环保设备或服务，一味压低价格、赶工期以求中标，导致低价次品占据市场。
记者来到甘肃省兰州市内调研时发现，该市工业企业超过2000家，当询问这些企业的排污达标率时，兰州市环保局局长闫子江面露难色地说：“这怎么说呢?去检测时都达标，你一走基本都不达标。治污和排污就像一场博弈和斗争。”
“以往私人钢厂购买我们的脱硫装置，有一半都没使用，今年雾霾严重，政府管得严一些，但仍有二三成的钢厂没用。”北京利德衡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生产的供热锅炉除尘、脱硫设备卖到西安、呼和浩特、沈阳等国内多个城市。公司总工程师杨文奇说，有业务往来的城市的供热锅炉中，约10%至20%没有使用环保设备，尤其在小城市，锅炉环保装置的使用率更低。
“政策严了就用，不严就不用。”杨文奇给记者算了笔账，综合各项环保费用，不用环保设备的钢厂一年能省下至少数百万元，大的钢厂能省下一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