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女顶替上班，毕业包分配，结婚分房，独立的医院、学校，吃饭去食堂??这些计划经济的产物曾多年存在于一些国有企业中，一代或者几代人曾享受着企业温床上的种种福利。
1986年，国务院明令必须实行劳动合同制，废止子女顶替;上世纪90年代，毕业分配也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可消失20年的政策，在很多公司特别是央企中如今还一直顽固存在，这个游离于市场经济之外的“怪胎”，始终顽强地保有着一个计划体制下的自我运行机制。
大庆油田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今年新出台的油田子女签约新政规定：二本非油田相关专业、三本毕业生不再直接上岗就业，需要参加综合素质测评考试及委托培训，再择优录取。
可是，这样的新政一出就遭到了很多油田子女家长的抗议。因为，就在新政出台前，大庆油田还依然保持着职工子女包分配的制度，这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令很多人都感到不可思议，更让一些在城里找工作的大学生充满了羡慕嫉妒恨。可是，这样的现象在现实中却一直真实地存在。
大庆油田并非孤例。在很多大型国企特别是央企中，各种就业、住房、医疗等福利依然或明或暗地扎根其中，成为公开的秘密。在一个自我封闭、内部循环的国企利益群体中，他们有着自我生存的法则，并安然与外界变幻共生。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央企办社会解决了少部分人的就业和生活矛盾，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样的高福利模式越来越受到舆论的关注，给企业自身也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深入改革已迫在眉睫。
用工的权利
去年，学计算机专业的赵红毕业了，通过多方应聘，依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家长便托关系安排其在中石油下属某油田公司上班，其代价是花了10多万元的人情费。
可就算如此，一些当地的政府官员却告诉《新产经》记者，这个价格并不算高，“这样的公司关系不硬要20多万才能进去”。
一方面是交钱找工作，另一面却是很多老职工被解聘。采访中，记者发现经常有职工因被解聘而围堵在公司门口，试图挽回自己的工作机会。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用工市场化后，企业招人和解聘成了合法的权利，然而对于效益好的国企来说，这一进一出，却有可能蕴藏着巨大的利益。
花多少钱，去什么样的企业有着各自的标准，这些费用有的交到了公司，有的流入到中间人或企业领导的腰包，这在很多国企已成了公开的秘密。
虽然早在1986年，国有企业就取消了子女顶替上班，但随后的多年里，类似的情况却依然存在，只是很多都被货币化、人情化了而已。
一些效益好的国有企业，虽然面向社会招聘，但真正进入企业上班的，很多都交了各种名目的赞助费、管理费、增容费等。虽然这些钱往往需要上班多年才能挣回，但为了孩子有个稳定的工作，很多家长都依然乐此不彼，纷纷托关系找路子，跻身其中。
当然，也有一些改制比较成熟的企业，即使是公司领导的子女，如果不是相关专业，想安排进去并非易事。采访中，记者就了解到，在某县，电网公司如果要招人，必须向上级电网公司打报告，上级公司根据需求情况再分配名额。
与效益好的企业相反，一些效益不好的企业，虽然子女可以顶替父母上班，但因待遇、工作量等原因，一些职工子女自愿选择了放弃，自谋职业。
王丽的母亲在河南某县供销公司上班多年。在当年的计划经济时代，供销系统的岗位被看作“肥差”，一些人买不到的东西他们就能买到。王丽至今还依稀记得，经常有人到家里送礼托母亲购买电视机、自行车等商品，而家里一些零食更是不断。这也让她成为其他小孩羡慕的对象。
母亲退休后，按照内部规定，王丽本可以顶替母亲的工作。然而，时过境迁，每月1000多元的工资和每天8小时的工作量让她放弃了这个机会，毅然来到北京，当了一名“北漂”。
变脸的福利房
就业和住房，这是压在很多家庭的两座大山。特别是在房价高涨的今天，住房问题已经成为很多家庭最大的困扰。然而，一些央企的职工，却没有这样的烦恼，有的人甚至还拥有多套房，而这一切都源于单位带给他们的福利。旧房改造、自有土地建房、变相集资建房，名目繁多的措施让一些国企员工顺利解决了住房的难题。
“部委、央企甚至学校的自建房，一般都是按照建筑成本价向员工出售，或者团购商品住宅，再以低价卖给员工。为了避免这种福利变现，单位一般以产权来进行限制。”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专家表示，“但现在，总有一些政策的空子可以帮助单位职工打通这一通道。”
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去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1998年已被叫停的“福利分房”、“单位建房”近几年开始回潮。在寸土寸金的央企“闲置土地”上盖起的福利房通常以近市场价十分之一的价格卖给央企员工。因此，每次传出央企员工福利分房的消息都会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
然而，更值得关注的是，本属于集体产权的“福利房”在通过各种关系后摇身一变成为个人产权后，“变现”的通道也就此打开。与市场价动辄几百万的差价，让福利房成为央企员工“分房一族”隐性收入的新通道。
据了解，多个大型央企国企都有自建住房的情况。企业拥有的土地、资金等优势，加上很多央企自身就有地产公司，开发楼房顺风顺水。
“建国之初，土地都是无偿、无限期、无流动的行政划拨使用。因此，央企和国企拥有着数量相当的优质土地。”中国房地产学会副会长陈国强对记者表示。如今，随着土地资源的稀缺和房价的飞速上涨，这些央企的“闲置”土地，都成了寸土寸金的地方。
还有一部分本身就有房地产开发资格的央企，在高价对外出售商品房的同时，内部员工则可以享受集资建房带来的低价福利。高企的社会房价与央企员工的低价购房福利在此时发生的碰撞，极大地刺激了社会公众的情绪，令央企低价购房的福利被广泛诟病。
有知情人士告诉《新产经》记者，此前国家对于集资建房尽管是允许的，但从实际操作来看，一直没有大规模鼓励。如何防止国企部分负责人以解决职工住房困难为借口，行腐败之实，滥用公共资源，如何让国企集资建房与分配回到阳光下，需要主管部门出台明确规定。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董藩曾表示，目前一些单位集资建房带有严重的权力色彩，显然背离了住房制度改革的方向，是新的分配不公和变相瓜分公共资源和国有资产。
重复的社会功能
“我这里除了火葬场没有，什么都有。”采访中，记者曾听到一位西部某建工集团的老总豪言。
这位老总并非吹牛。在该建工集团旗下，医院、学校、饭店等设施一应俱全，职工住房更不是问题。
在公司创立早期，由于地处偏远地区，城市化程度不高，很多配套设施都需要企业自身完善。“这也是当初国家让企业办社会的无奈之举。”该负责人告诉记者。
在河北省邯郸市某矿区，记者看到矿区和当地政府设立的社会机构并存。无论是医院、学校还是供电、供暖，甚至公、检、法，都有不同的管理权限。这种现象在全国很多工矿区都普遍存在。多年来，在这些地方“大企业、小社会”的格局早已形成。
这样的格局在历史上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企业的壮大和城市化的发展，企业的很多社会功能如今却成了负担。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解决国有企业人员多、负担重的历史遗留问题，成为改革的方向。
“应该说，央企办社会是围绕新中国工业体系建立过程中的一个必然产物。在计划经济时期，这种方式对工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帮助作用。”国资委研究中心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部部长王志钢说，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工业相对落后，需要大力发展。工业与城市密切相关，所以往往一个企业或一个项目兴起的同时，一个城市就兴起了。
毋庸置疑，在计划经济的特定时期，央企办社会，对央企提高职工积极性、稳定职工队伍、改善职工生活、提高生产积极性，特别是对企业促进生产发展和国民经济做出了突出贡献。可随着市场经济时代的到来，央企办社会的负面效果开始显现。由于这些职能机构只是从职工的生活福利出发，并不考虑经济效益，因此，它们几乎并不为企业带来更多收益。以效率为核心的市场经济，不允许央企带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前行。因为这不仅占用了企业的财力和物力，降低了盈利能力，也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甚至会影响央企的科学决策。
公开的资料显示，目前中央企业还有8300多个医院、学校等社会机构，国企办社会的现象依然存在。同时，国有企业还有大量的离退休职工，全国国有企业有1600多万名离退休职工，中央企业就占了523.6万人。这些国有企业离退休职工一年的基本养老额外补充就要400亿元。
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认为，这些问题不解决，国企就难以轻装上阵，公平参与市场竞争。若为企业卸掉这些包袱，又需要支付非常大的改革成本，拖得越久改革成本就会越高。
华东政法学院教授、中国劳动法学研究会副会长董保华认为，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并不是经济组织，而是安置单位，是国家整合与控制的中介，因此企业办社会成为普遍现象。每个企业都是一个小社会，企业为职工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一揽子福利。央企要在市场经济中前行，就必须甩掉“办社会”这个包袱。实际上，央企比其他企业更加清醒地意识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重要性。
如今，一些大型央企正在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而无论是剥离企业办社会功能，还是混合所有制，目的都只有一个，那就是让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能够真正按照市场规律办事。因此，能否严格按照这条主线运行，是决定改革成效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