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末期，我国社会经济基本陷于停滞状态;加之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新科技革命，推动世界经济进入了另一个蓬勃发展时期，主流国家和经济体的发展水平已大幅领先于中国，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已衰弱至一段历史时期内的低谷。
面对着“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邓小平在分析了国内国际发展大势后，在准确把握时代主题和人民愿望的基础上，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抉择。中国在这样的背景下，走上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征程。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制定了大力发展对外贸易，积极合理有效利用外资，设立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等基本内容，而后在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将对外开放确定为基本国策。自此，党和国家先后采取了一系列实施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到2001年中国加入WTO，我国对外开放的格局基本形成。这一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由点及面层层推进
1979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根据广东、福建两省靠近港澳，侨胞众多，资源丰富，便于吸引外资等有利条件，决定对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地方以更多的自主权，使之发挥优越条件，抓紧当时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1980年5月，中央确定在深圳市、珠海市、汕头市、厦门市各划出一定范围的区域，试办经济特区。1983年4月，党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讨论纪要》，决定对海南岛也实行经济特区的优惠政策。1988年4月的七届人大一次会议正式通过了建立海南省和海南经济特区两项决定，海南岛成为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
创办经济特区迈出了我国对外开放的第一步。邓小平评价经济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
1984年5月，党中央、国务院批转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决定全部开放中国沿海港口城市，从北到南包括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共14个大中港口城市。
沿海开放城市是国内经济与世界经济的结合部，是对外开展经济贸易活动和对内进行经济协作两个辐射扇面的交点，它直接影响全国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1990年4月，在邓小平提议下，党中央、国务院正式公布了开发开放浦东的重大决策，要把浦东建设成为“21世纪现代化上海的象征”，把上海建设成为国际金融、贸易、经济中心。
与沿海开放城市几乎同时诞生的，是沿海经济开放地带。1985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了《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座谈会纪要》，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区划为沿海经济开放区，并指出这是我国实施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布局。1988年初，中央又决定将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全部对外开放，同已经开放的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等连成一片，形成环渤海开放区。中央还提出在这些经济开放区形成贸、工、农一体化的产业布局。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对外开放的步伐逐步由沿海向沿江及内陆和沿边城市延伸。1992年6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开放长江沿岸的芜湖、九江、岳阳、武汉和重庆5个城市。
沿江开放对于带动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对于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形成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不久，党中央、国务院又批准了合肥、南昌、长沙、成都、郑州、太原、西安、兰州、银川、西宁、乌鲁木齐、贵阳、昆明、南宁、哈尔滨、长春、呼和浩特共17个省会为内陆开放城市。同时，我国还逐步开放内陆边境的沿边城市，从东北、西北到西南地区，有黑河、绥芬河、珲春、满洲里、二连浩特、伊宁、博乐、塔城、普兰、樟木、瑞丽、畹町、河口、凭祥、东兴等。沿江及内陆和沿边城市的开放，是我国对外开放迈出的第四步。
经过多年对外开放的实践，不断总结经验和完善政策，我国的对外开放由南到北、由东到西层层推进，基本上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沿江和内陆开放城市——沿边开放城市”这样一个宽领域、多层次、有重点、点线面结合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至此，我国的对外开放城市已遍布全国所有省区，真正进入了一个开放的新时代。
自贸区诞生
自2001年加入WTO至今，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飞速增长的黄金时代，然而经年积累的一些问题与挑战也逐渐浮出水面。在国内，中国目前正处于换挡减速过弯的状态。在国际需求疲软及劳动力成本优势日趋丧失的局面下，中国已不可能长期依赖出口支持经济增长;但是国内市场经济效率仍然较低，产能过剩和能耗较高问题严重。只有通过改革，尤其是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改革，才能完成经济转型升级。而目前中美投资协定谈判的分歧，也主要集中在投资准入、公平竞争、权益保护等与政府管理密切相关的领域。
全球贸易竞争日益加剧，也让中国面临着探索新的对外开放模式的任务。当前，全球贸易竞争的压力，使得美欧日三大经济体力图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TTIP)和多边服务业协议(PSA)形成新一代高规格的全球贸易和服务业规则，以取代WTO。由于上述协议中国都未参与，因此面对未来世界贸易规则、格局改变的可能，中国将面临着“二次入世”的严峻挑战。
另外，推动金融改革，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已经成为当前中国必须面对的历史重任。自2009年起，人民币开始实现跨境使用，香港现在口径8000亿，实际可能有1万亿，台湾也有4000亿，但这些因为贸易需求释放的人民币，在全球货币总量中比例依然很小。如果不满足这些资本回流获利的动机，人民币货币的海外总量即无法做大，进而无法强化人民币在国际金融环境中的话语权。自由贸易园区作为推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的有效工具，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在全球范围内聚焦生产要素、参与国际分工和推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上海自贸区的建立，实则采取了与当年加入WTO相类似的思路，即“用开放促改革”，形成融入全球新格局新规则的“倒逼”机制。通过将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涉及的一些难点和敏感问题在自贸区先行先试，能够为推进投资管理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积累经验，加快国内市场经济环境建设和对接融入全球经济的进程，推进经济转型升级。
与此同时，在具备基础条件的特定区域实施更加开放的政策措施并承担先行试验的任务，可以积累在新形势下参与双边和多边以及区域合作的经验，逐步熟悉并增强国际经贸规则制定的话语权和主导权，为我国与主要经贸合作伙伴谈判提供重要依据和参考。如果试验失败了，由于限定范围，影响也有限;而一旦成功，就可以进一步扩大推广并全面对接整个中国经济。因此，这是新背景下全球贸易竞争的主动应对，是探索对外开放新模式的明智选择。
最后，通过投资体制开放创新和金融自由化改革，构建与国际接轨的有深度和广度的金融市场，有利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实现金融资源的全球优化配置，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同时，通过推进上海“四个中心”的建设，增强其对区域发展的聚变、辐射和带动效应，能够为扭转近年来东部沿海地区增长乏力局面、促进东部地区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样板和标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