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2日晨，灰云四罩下的东京湾海面泊满了悬挂星条旗的战舰。其中一艘舰身刚刚油漆一新，16英寸口径的大炮斜指天空，在有两三个足球场大的甲板上，军衣洁白、持枪肃立的美军士兵密密簇簇地排列而站，军官们互相打着招呼，200多名记者人头攒动。此舰即为美国第三舰队旗舰“密苏里”号，这天它将因举行日本投降签字仪式而被载入历史。
8时30分，联合国签字代表抵达，中国代表徐永昌将军走在第一位，拾级登梯走至上层甲板上。8点50分，麦克阿瑟将军抵达后，一艘小艇向军舰右舷铁梯驶来。乐队寂然，在一位美国军官的引领下，以新任外相重光葵和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为首的日本代表团11人抵达。重光葵拖着一条假腿，手拄拐杖，在旁人搀扶下爬上铁梯，登上上层甲板后摘下了礼帽;梅津美治郎一身军服，重步而行。全员11人登舰后，即站在签字桌向外的一面，和联合国代表团隔桌而立。
9时整，麦克阿瑟走到扩音机前，手持讲稿一字一句开始宣读。读到最后，他昂首向日本代表团说：“我现在命令日本皇帝和日本政府的代表，日本帝国大本营的代表，在投降书上指定的地方签字。”重光葵挣扎上前接近签字桌，将帽子放在桌上，斜身入椅，倚杖椅边，摘下手套，执投降书看了约一分钟，才从衣袋里取出一支自来水笔，在两份投降书上分别签了字。梅津美治郎没有入座，右手拿手套，站着欠身执笔签字。随后，美、中、英、苏、澳、加、法、荷等国代表先后签字。全体签字完毕，麦克阿瑟和各国首席代表离场，退入将领指挥室。此时此刻，是1945年9月2日上午9时18分。
69年前的这一刻，被当时在场的《大公报》记者朱启平亲笔记录下来。翌日，国民政府下令举国庆祝，放假1天，悬旗3天，并规定从次年开始，每年的9月3日为抗战胜利纪念日。
纪念日是几月几日?
1949年12月23日，刚刚成立两个多月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规定8月15日为抗战胜利纪念日。1951年8月13日，政务院又发表《政务院规定九月三日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通告》，指出：查日本实行投降，系在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签字于投降条约以后。故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应改定为9月3日。
这一认定，在1999年再次得到确认。1999年9月18日，国务院修订发布《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其中第五条规定：“二七纪念日、五卅纪念日、七七抗战纪念日、九三抗战胜利纪念日、九一八纪念日、教师节、护士节、记者节、植树节等其他节日、纪念日，均不放假。”
可见，自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层面对于抗战胜利纪念日的确认基本上持之以恒。然而，这一重大且确凿无疑的纪念日，国人中熟知者却并不在多数。2013年，曾有媒体在某市一所高校随机采访了20名大学生，当问到中国的抗战胜利纪念日是哪一天时，仅有6人给出了“8月15日”的答案，大部分受访者则干脆表示“不知道”。
此外，对于纪念日的具体日期，社会上也存在着不尽相同的见解。有学者认为，应该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8月15日为抗战胜利纪念日。这一主张的响应者甚多。2003年九一八纪念日前夕，包括中国史学会原会长戴逸教授、中国日本史学会会长汤重南教授等知名学者，以及冯锦华(中国大陆首次保钓行动总联络人)、李秀英(南京大屠杀受害者)、耿谆(日本花冈劳工暴动领导人)，以及抗日烈士后代和普通百姓等全国285名各界人士联名发出呼吁：在每年的9月18日和8月15日，举行国家级纪念大会;每年的9月18日，全国大中城市鸣响警报3分钟，降半旗;每年8月15日，全国举行庆祝活动。
除8月15日外，1945年8月21日，侵华日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在芷江向中国陆军总参谋长萧毅肃交出了日军在华陆、海、空的军力分布图，并在投降备忘录上签字;1945年9月23日，日军在中国大陆最后一个军事据点——黑龙江东宁要塞的日本守军缴械投降。有人从纯历史考据的角度，主张以这两个日子为抗战胜利纪念日。但此两个历史事件并非广为人知，且在法律效力和纪念意义上不如9月3日和8月15日，因此持此主张者较少。
关于日期的分歧不仅限于学术争论，全国各地关于抗日战争的纪念活动亦存在差异。沈阳市于9月18日汽笛长鸣以示纪念;南京市则于12月13日在全市范围拉响警报;在香港，抗日战争纪念日被定为8月15日;对台湾同胞而言，除9月3日外，10月25日的“台湾光复日”亦具有重要的地位。
69年后的追认
上述情况，既是不同地域、不同身份背景、不同经历的国人对于抗日战争认识的自然表达，也是国家层面对于这一问题发声不够的必然结果。长久以来，出于政治与外交现实的诸多考虑，中国对于抗战胜利的纪念采取了较为克制的态度，仅在“逢五”和“逢十”的年份，举办有国家领导人出席的隆重纪念活动。1995年9月3日，抗战胜利50周年，江泽民等中央领导人来到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2005年9月3日，中国举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胡锦涛到会并发表讲话。
在任何民族国家的政治文化中，对于重大历史事件的纪念活动均属国之大礼，代表着一个民族对于事件的整体认知与立场。仅就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言，欧洲多国于6月6日隆重纪念诺曼底登陆，俄罗斯民族(从前苏联到今日的俄罗斯联邦)于5月9日举行庆祝卫国战争胜利的阅兵仪式。中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确立本国的抗战胜利纪念日理所应当。近年，日本军国主义的幽灵呈死灰复燃之势。安倍晋三上台以来，不仅不彻底反省战争罪行，反而一再纵容其国内右翼势力，屡屡挑起事端，质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谋划修改和平宪法，乃至公然侵犯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与此同时，国内关于确立全国统一的抗战胜利纪念日的倡议一再出现，甚至早有提案一再递交至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表明中国民众正急切渴望来自国家的声音。
2014年2月2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确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决定草案》，标志着我国以立法形式正式确立9月3日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从这一刻起，纪念抗战胜利从民间的自发行动上升为国家的意志。纪念胜利，非为翻算罪账、深刻仇恨，而是要让国人记住，20世纪中叶的这场战争，让我们的民族焕发了前所未有的凝聚力，我们废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光复了沦丧半个世纪的台湾，从一个备受欺凌的弱国成长为世界承认的强国;也要向世界宣示，无论面对多么深重的压迫与奴役，无论敌人何等强大残忍，当独立与尊严面对威胁，中国人有能力团结一致赶走侵略者，也正因如此，中国人深知和平之可贵，愿意以自身之力帮助需要帮助的其他民族，成为一股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
正视胜利
对于抗战胜利纪念日的确认，其历史与现实意义不言而喻。更重要的是，这一事件同时预示着，整个国民心态与自我定位正在发生根本转变。
长久以来，在对于1840至1949年中国历史的官方文本解释中，屈辱与压迫是重要的主题。中国的青年学生，能够对1840年以来的历次外战失利的经过，以及各重大不平等条约的条款、影响倒背如流，却对这些条约于何年何月、以何种方式彻底作古鲜有了解。诚然，这是对于历史事实片面强调的结果，革命先贤的上下求索和民族英烈的浴血奋战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注脚与衬托，传统意义上的中国近代史被符号化了，在一段时期内成为维持民族危机感、鞭策国人发愤图强的首选教材。
不可否认，在经济建设的起步阶段，耻辱教育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家曾经的屈辱与磨难，感召着一代代国人抱定落后者的心态，为赶超世界、实现强国之梦而奋斗终身，也号召了一大批海外学子心怀赤诚归国效力，为祖国的建设添砖加瓦。整个民族对于“富强”迸发出了空前一致的渴望，在“复兴”的旗帜下形成一股难以想象的巨大合力，驱动着这个古老的大国飞奔向前，创造出一个又一个震惊世界的奇迹。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中国已经取得了令人侧目的经济成就，国际地位非半个世纪前可同日而语。此时，长久以来对于耻辱的宣传与教育，却让国人的心态和国家的实力之间出现了错配，积贫积弱的心理基因，让受害者心态和弱者心态在国人心中挥之不去。任何针对中国的不友好举动均被视为公然的挑衅，受到来自国人的激烈反弹，世界经济贸易体系被赋予了阴谋论的色彩，且为民众广为接受。在集体的自大和个体的自卑中，国人一边以“戾气”回应来自世界的挑战，一边以海外购物时的一掷千金营造着“崛起大国”之民的虚幻形象。
以立法方式确立抗战胜利纪念日，意义正在于此。在半个多世纪前的那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是无可争议的战胜国之一，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属于中华民族无可辩驳的伟大胜利，而非来自他人的恩赐或妥协。中国需要以胜利教育，塑造自信、平和的大国心态，以匹配当今中国的国际地位与所能承担之责任。
抗战胜利纪念日只是一个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