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提到“食品安全”，人们会像条件反射一样想到农药残留、瘦肉精、地沟油;不仅“小商贩”出售的食品备受质疑，像沃尔玛这样的大型跨国连锁机构也被媒体爆出“挂驴头卖狐肉”;牛奶的三聚氰胺刚刚褪去、婴幼儿奶粉的黑幕又频频曝光。有人在国内惊呼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洋奶粉的质量问题又被摆上桌面，“马肉当牛”的勾当也被西方发达国家玩儿得炉火纯青。
可见，食品安全问题不是中国的，而是世界的。
“量”不足难以求“质”
很多专家把食品安全问题归结为缺乏政府监管，但是在相关法律、法规相对完善，打击力度也很大的情况下，食品安全问题却并没有根本性的转变。那些号称制度健全、监管严密的发达国家也照样绕不开食品安全这个坎儿。
有些学者，把这归结到人性问题上，认为是人性和信仰出了问题。种菜的吃肉不吃菜、养猪的吃菜不吃肉，这种道德无底线的现象在一定范围内的确已形成牢固的怪圈。可是人性的原因放之四海而皆准，人性问题如果解决了，社会“大同”也便实现。
中国发展战略研究会经济战略委员会委员、著名经济学家何学彦认为：“食品安全问题说到底还是‘吃饱’与‘吃好’的问题。之所以食品安全问题频出，是因为我们需求总量大，而产量不足，这就必然派生出各种‘危险’的方式提高产量、以次充好的现象发生。”
有数据显示，2012年全国谷物产量达到5.33亿吨，但产需缺口却达4000万吨。国内植物油产量从2002年的900万吨左右，增加到2012年的1100万吨，产需缺口仍达1920万吨。国内肉、蛋、奶、水产的总产量从2002年的1.4亿吨增长到2012年的2.1亿吨，产需基本平衡。就眼前这个并不算是很充足的产量里面还有多少是靠过量使用化学制剂来保证的，人们不得而知。
何学彦表示，从2013年到2032年，主要农产品生产增长将逐阶段递减，低于农产品需求增长速度;肉类生产增长速度快于谷物、蔬菜水果等产品。
有学者认为，食品安全问题之所以如此顽固，无论采取什么措施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这是因为就我们现在的生产力而言，真正做到食品安全就有可能要饿肚子。
针对食品安全问题，国家农业部一位曾经专门从事调研工作的官员告诉《新产经》记者，相比人们看得到的食品安全，他更担心土地的贫瘠问题。他说：“连续和过度的耕种，会导致土地肥力下降，这个时候土地得不到科学的休养和调理改善，那么再从这种土地上耕种并要求丰收，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大量使用各种肥料和药物，如此一来，食品安全从何谈起?”
多管齐下打造食品安全
食品安全所受产需之困其实并非无解，只是单靠政府监管、政策调整等任何单一方式都不可能对解决问题起到决定性作用。
科学的生产方式、先进的生产技术是保证食品安全的基础之上提高产量的“王道”。
国际农业目前的发展趋势是传统农业正在向现代农业转变，各国政府把农业科技进步作为国家重要战略，企业成为农业应用性研究的主体，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在农业中广泛应用, 循环农业、低碳农业等可持续发展模式备受追捧。
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就是将工业要素投入到农业中来替代传统要素的过程。
发达国家改造传统农业所选择的技术路线，归纳起来有3种模式。一是以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为代表的农业机械化模式;二是以日本、荷兰、以色列等国为代表的生物技术模式;三是以法国、德国等国为代表的农业机械化和生物技术化兼顾模式。
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企业应该成为农业科技应用性研究的主体。而政府则应在基础研究、共性技术研究、科技成果推广、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
用政策鼓励、引导、扶持企业投入农业科技研发，并为企业创造能够以此获利的良好环境。
目前我们国家“土地流转”、“集体土地进入土地市场”等一系列政策为企业投身农业铺平道路。
农业补贴，也是为世界各国广泛应用的扶持政策。我国现阶段农业补贴政策的构架，是以保供给、促增收为目标，以支持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和重点区域为重点，以价格支持为基础，以直接补贴为主体的农业补贴政策体系。但是这种补贴模式受WTO削减“黄箱补贴”的限制，需要向更为科学的“绿箱补贴”过渡，在这过程中，企业发挥主导作用更显得尤为重要。
何学彦在接受《新产经》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国家每年浪费的粮食有800万吨，够2亿人吃一年;我们的不当饮食习惯不仅过度消耗油料还带来很多健康问题。但我们用科学的生产方式、高新的农业技术安全地提高产量;政府把现行的食品安全相关法律和法规执行到位，再加上我们全社会厉行节约、杜绝餐桌浪费、适当调整饮食习惯，那么每个人都吃上放心的食品就离我们不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