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伴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进程，农村的集体土地特别是城郊区域的集体土地都成了寸土寸金的宝贵资源，很多村集体纷纷利用这些土地办企业，搞建设，给当地经济带来活力，促进了村民发家致富，一些有作为的村官带领村民发展特色产业，壮大区域经济，涌现出一批村集体经济富裕、村民安居乐业、具有地方特色的新农村。
然而，在开发这些土地获取巨大利益的同时，由于监管缺失等因素，也给一些村官提供了腐败的空间和土壤，在农村基层出现了“小官巨腐”等问题。许多城郊村面临征地拆迁，巨额的拆迁补偿、日益升值的集体资产成为让许多人眼红的“唐僧肉”，村干部腐败现象日益严重。小村官不断上演着大腐败的戏码，千万级村官甚至亿元村官比比皆是，不断刺激着大众神经。在缺乏有力监督管理的情况下，原本应是农民带头人的“村官”，蜕变成了农民身上的寄生虫。如何制约村集体的权力，规范开发集体资源，从制度层面加大预防基层干部腐败，成为一道新课题。
过去，村级基层组织的大部分职能是落实上级的方针和政策，村官权力很小，没有什么油水可捞。随着经济的发展，村官们掌握集体土地使用权，靠地赚钱成为最直接的“致富”方式，成为了村官走向腐败的“不朽动力”。
在集体土地上办企业就是一个典型的生财之道，特别是东南沿海一带，一些村集体纷纷办工厂，搞实业，或者建设厂房对外出租获利。在实施这些项目中，除村集体获得收益外，拥有直接管理权的村官也从中得到了额外的实惠。
在北京工作的刘飞来自广东省惠州市郊区的农村，在同事们的眼里，他是一个有钱人，和大家拿着相同的工资，但他平时花钱却很大方，经常购买一些名牌商品，这让很多城市里的同事感觉很奇怪，为何来自农村的他却比城里人还要有钱?
这其中的秘密就是土地收益，他告诉《新产经》记者，早在改革开放初期，他们的土地就以入股的形式被村委会开发办企业了，有的还修建成厂房对外出租，每年他家可得到10多万的土地分红，这对工薪族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在同事们表示羡慕的时候，刘飞却不以为然，他甚至表示出愤慨，按他的话说，他们这样的人家算是穷人，在村里凡是能有点权力的人都成了暴发户，村里的豪华轿车比城里人都多。一些村官利用手里的权力和掌控的土地资源，在创办工厂、土地收益、工程建设等项目中捞取了不菲的好处。
除此以外，在集体土地、村民宅基地甚至耕地上开发小产权房也是近年来各地存在的突出问题，在工程建设、违规销售等方面为村官提供了巨大的腐败机会和收益，
以北京为例，在过去的多年里，由于房价的快速上涨，紧邻京郊的一些村镇纷纷利用村里的土地以旧村改造、新农村建设等名义开发大量楼房，除满足本村村民分配居住外，还对外出售获利。
北京通州区张家湾镇就是一个小产权房比较集中的区域，该镇所属的张湾村等村庄近年来陆续开发了数百栋住宅楼，数量之大堪称全国之最。据当地村民透露，附近这些村庄的村官都比较有钱，豪华轿车停满村委会，办公大楼规模甚至超过镇政府，而里面只有几个人在办公。
在安徽，被称为“安徽村官第一贪”的合肥市庐阳区藕塘村原支部书记刘怀寅落马，被查出其在征地、土地补偿费、转让土地等操作中贪污受贿近千万元，其中单笔最大受贿金额高达340万元。
河北省辛集市中里厢乡泊庄原村支书马占武，在任期间被称为“三光书记”，即“吃光、卖光、送光”。其贪污受贿及行贿金额巨大，用公款送礼中仅鸡蛋一项就送出去30吨，真不知这足足有一火车皮的鸡蛋送往了何处?就是这样一个蛀虫“村官”，竟然当选了“辛集市十大人民公仆”、“市劳动模范”、“市人大代表”等多项殊荣。
可见“村官”在农村集体土地的管理中权力太大，缺乏必要的监督管理机制。近日，北京市纪委对农村基层“小官巨腐”展开专项整治。此前，中央第二巡视组指出，北京市乡村干部腐败问题凸显，“小官巨腐”问题严重。
小权力一旦失控，其操作空间也会最大化。近年来，各地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因旧城改造、新农村建设以及征地补偿衍生出多位“千万级村官”。据不完全统计，自2013年以来，全国各地公开村官违纪违法案件171起。其中，涉案金额超过千万的案件有12起，涉案总金额高达22亿。
对此现象，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焦洪昌指出，基层村委会权力太大，按法律规定，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了8个方面的事项由村民代表大会决策，但实际上许多决策权并没有落实到村民代表大会中，而是由“村官”直接做主了。虽然我国村务分开的口号喊了许多年，但大多都是走过场，搞形势，这也是导致村官犯罪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不少地方，腐败村官富得流油，集体、村民却一贫如洗。这直接侵害了农民的切身利益，阻碍了集体经济的发展。对于百姓而言，村官还代表着政府形象。百姓往往通过村官的言行来评判政府。村官贪污腐败，不仅破坏干群关系，还直接损害政府的形象，破坏政府的群众基础。
据权威部门统计，在当前查处的基层违纪违法案件中，村官占据了案件数量的70%以上，由村官腐败引发的群众信访已占农村信访总量的50%以上。
遏制村官腐败，就要把“村官”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对此有专家指出，必须对症下药，给村官的权力套上笼头，扯住缰绳。必须加强对村官的监督管理，健全完善管理制度，制约村官权力，破解权力集中，建立监督网络，让村官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同时要充分发挥好农村村民代表大会和议事会这两个组织，要将农村决策逐步民主化，避免“一言堂”或者支部会议代替民主会议现象的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