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清杰
成立于1909年的美国福喜集团是世界最大的肉类及蔬菜加工集团，在全球17个国家拥有约60家食品加工厂。然而，7月底，卧底记者爆料，隶属于该集团的上海福喜公司加工过期劣质肉，并销售给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等知名快餐企业。一家在国际市场信誉卓著的食品企业为何出现如此严重的违法行为，这背后又有哪些值得人们反思?
福喜的安全体系
这次的福喜食品安全事件是偶发还是必然?是质量控制体系存在系统性漏洞，还是执行上的失误或偏差?
不能否认，福喜公司的质量控制体系是先进的，不会诱发恶性食品安全事件。按照美国福喜集团的说法，“食品安全是福喜集团运营的基石，也是公司服务客户的最主要原则。公司对任何有损食品安全的行为都持零容忍的态度”。该公司在生产过程执行国际冷冻肉类产品标准的危害性关键点控制计划(HACCP)和良好操作规范(GMP)。福喜集团所有人谢尔顿·拉文也称，福喜集团成立100多年来都按照全球最高标准供应安全、高品质的食品并运营企业。为保障原材料的质量和安全，福喜集团采用纵向产业链整合发展方式，在欧洲和中国开设自营的屠宰厂、鸡肉加工企业、饲料厂和孵化场。
其实，美国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足以确保福喜集团的食品安全。在本土食品安全监管机构——美国农业部食品安全检验局(FSIS)的监管下，福喜集团加大投入，运用X射线技术提高食品质量控制和食品安全水平，提高公司对食品安全风险的甄别水平和应对能力。从美国福喜集团的运行情况看，其食品质量和安全是可信的。除了上海这次事件外，该集团近些年并没有发生过严重的食品安全事件。正像美国福喜集团声称的那样，上海福喜事件只是一起个体事件。
上海福喜为何长期违法
从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的介绍看，这家成立于1996年的公司，拥有多条世界先进技术生产流水线及肉类、蔬菜水果、面粉类加工车间，可以为安全食品的生产提供足够的硬件保障。作为美国福喜集团的一员，上海福喜使用的是与母公司一样的标准和流程，其食品质量保障制度和食品安全标准没有问题。而公司之所以出现严重的食品安全事件，则主要离不开上海公司自身的问题。
企业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制度空壳化。如上所言，上海福喜的食品质量保障制度和食品安全标准来自母公司，是全球最严格的制度。然而，对于上海福喜来说，质量控制的制度和操作流程或许只写在公司的文件中，挂在车间的墙上，不仅没有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反而遭到恶意违背。在监管部门的调查中，上海福喜公司相关责任人承认，在高层指使下公司多年来一直使用过期原料，并有与之对应的另外一套管理系统。企业忽略对消费者健康的重大安全责任，而一味追逐经济利益，是导致这次有组织的食品安全违法犯罪事件的直接诱因。
产业链质量安全约束机制形式化。理论上讲，上海福喜的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体系出现了漏洞，必然会遭到下游用户的抵制和市场的严惩。然而，现实情况是，虽然麦当劳等著名快餐企业对供应商有严格的标准和程序，包括定期检查、临时检查和第三方审查，这些措施却基本流于形式，无法发现上海福喜公司的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问题。事实上，下游采购商更依赖福喜公司提供的质检报告。相关材料还显示，麦当劳与福喜集团是战略伙伴关系，双方不用签订采购合同。换言之，它们是基于质量和诚信的永久契约。或许，正是这种契约在一定条件下纵容了供货商的机会主义行为。
食品安全监管不到位。上海福喜的严重违规行为已实施多年，具有组织性、连续性、制度化特点。然而，上海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无论在常规的质量检测，还是专项的食品安全治理中，都始终未能发现这些违法行为。在媒体曝光前，上海福喜公司宣称已经连续300多天无食品安全问题了。更具讽刺的是，上海福喜公司今年刚刚被评为“嘉定新城(马路镇)食品安全生产先进单位(A级)”。可以肯定的是，福喜事件暴露出上海有关部门在食品安全监管方面存在明显的不到位。
最后一个原因，也是最根本的一点，是食品企业从业人员职业操守的缺失。在这起食品安全事件中，无论是上海福喜的高层管理人员，还是中低层管理人员，以及相关的技术人员、一线工人，都知晓企业在以次充好，违规操作。但遗憾的是，由于职业操守的缺失，几乎没有内部知情人士勇敢地站出来，揭发企业黑幕，最终导致监管者无法获得第一手的食品风险信息，使食品安全问题无法得到及时纠正。
绷紧安全的弦
福喜事件再一次表明，纵使是设施现代化、产量规模化的著名企业也会出现相当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作为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企业食品安全的责任不只是体现在公司的制度文本，而是细化于食品生产的每一个环节，内化于员工的操作实践中。
应该说，在现代食品产业体系下，向餐饮企业供货的中央厨房具有产量大，品种多，渠道多，影响面大，风险集中等特点。中央厨房的食品安全监管既是监管部门工作的重点，也是监管的难点。这就要求监管者不仅要有超强的责任性，还要具备很高的监管能力，包括丰富的专业知识、一定的从业经验、可靠的信息来源等。从福喜事件中可以看出，一旦食品生产者恶意违法，就会有相应的应对方案，监管者在常规检查和突击检查中一般都难有斩获。可以说，走马观花式的检查根本无法甄别企业精心设计的伪装。除非一线监管者责任意识和业务能力都超强，或许能在蛛丝马迹中发现一些问题。
在此要特别强调的是，针对个别规模化企业有组织的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及行业潜规则，监管者需要另辟蹊径，寻找有效的应对方案。在福喜事件中我们看到，如果不是媒体得到某内部人的爆料，并冒险卧底取证的话，监管者、采购商、公众、母公司等至今都可能仍蒙在鼓里，把上海福喜公司视为食品安全的模范守卫者。因此，我国可以借鉴国内外国家安全、反腐败等领域的成熟经验，建立科学、合理的揭发人保护制度，鼓励内部知情人在自身经济利益不受损，人身安全有保障的前提下，从公共利益出发，在第一时间、第一地点向监管部门实情举报，披露食品安全黑幕。揭发人保护制度应该是我国当下打击恶性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的一个可行选择。同样，这一制度设计也值得那些规模庞大的下游采购商如麦当劳、肯德基等借鉴，因为这些企业为避免因上游企业的恶性食品安全事件而损失惨重，也需要有相应的民间治理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