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文生明89岁了，还能看材料。
王生才烈士的证明书，2011年颁发。
93岁的老兵任云启已经卧床一年，因患老年痴呆，他听不见也不会说话，无法行动。
汪家强等6名国民党军人被陕西省政府批准为“烈士”，其实是2012年3月28日的事。此时，他已牺牲74年。至今这些烈士家属仍没有拿到烈士证书。
“这是迟到的关怀。”长期从事陕军历史研究的西北大学教师张恒如此评价。2009年，山西省平陆县的一块国军阵亡士兵纪念碑“后死碑”引发关注，张恒辗转核实到其中17人的身份，并协助遗属申报烈士，汪家强是其中之一。
后死碑28名死难者中，确定了17人的归属，目前已经有7人获批烈士，其他10人的遗属仍在申报中。张恒说，他正打算联合遗属，采取法律手段等更进一步的措施。
当年参加过抗日战争的在世老兵，许多至今仍贫病失依。
因由 寻找“后死碑”烈属
汪家和老人记得，大哥汪家强是1938年某天半夜被抓走的，此后便没了音讯。其时正值抗日军兴，日军前锋已抵山西，预谋占领陕西、直指西南。解放后，汪家曾多方寻找，但均无消息。
2009年前后，张恒在走访中了解到，山西省平陆县洪池乡西郑村北的一个小沟岔里，倒地埋着一块抗日英雄纪念碑。经清理辨认，这块高1.7米的石碑上，镌刻着国民革命军177师530旅1059团3营28位阵亡将士的姓名和籍贯。但由于年深日久，碑上许多文字已经磨灭残损，难以辨认。
随后，张恒和平陆县政协委员富平宁一道，根据碑文内容寻访烈士遗属。两人花费数月时间，走访了陕西各地，终于找到其中17人的归属，此次陕西省政府陕政函(2013)46号文件中批复的徐治帮、郝兴泗、任丙杨、吴宗树、汪家强烈士均列其中。
纪念碑上详细记载了当时的战斗经过。“民国二十八年春，本营奉命扼守中条山南之磨凹、坛道、朱家窑等地，x月二十三日芮城县之倭寇以步骑炮兵联合二千余，经风圪塔向我三路进犯……是役我英勇将士二十八人，俱以大无畏精神，为国家民族而壮烈牺牲……”
心心念念70余年，直到张恒找上门来，汪家和才知道，自己的大哥参军次年便已牺牲，年仅19岁。4月12日，老人静默良久，才缓缓道出，大哥家强小名“老九”，未曾婚配，“母亲五九年就死了，一直说，没见我大儿呢……”一时老人的眼眶红了。
汪家强等5人均为一等兵，籍贯陕西省商洛市。每位烈士身后，都留下一个家庭的伤痛。徐治帮刚娶亲半年便被抓了壮丁，从此杳无音讯，其母亲整夜哭泣，眼睛都哭瞎了;任丙杨则是因不忍儿子受苦，代替大儿子任兴福参军。
张恒多方调查了解得知，这块石碑立于中条山保卫战的六六战役期间，1059团3营战士晨训归来途中与日寇遭遇，未及早饭便进入战场，最终毙敌数百打退敌军。营长张玉亭战后安葬28位烈士，并勒石纪念。西郑村当地百姓感怀其德，年年祭扫，老乡们口口相传，均称此碑为“后死碑”，“这场战役，陕军死亡失踪达到8800人，后死乃是英烈永存、前赴后继之意。”
过程 申报4年后终获批
70余年中，汪家强等28人静卧青山，不为外界所知。2009年6月，汪家和等“后死碑”英雄遗属集体前往山西祭扫墓地。为告慰先人，他们返家后即着手申报烈士。
陕西省政府批准汪家强等人为烈士的依据是《关于对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国民党人和其他爱国人士追认为革命烈士的通知》(民[1983]优46号)。其中规定，对参加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确因对敌作战牺牲的国民党人和其他爱国人士，其遗属主动提出申请，并有可靠证明者，经省政府或民政部批准，可以追认为革命烈士，其家属享受革命烈士家属待遇。对其遗属补发一次性抚恤金。
张恒把这份文件复印给遗属们。但汪家和的儿子汪祥礼拿着这份文件找到老家柞水县民政局时，得到的回答却是，“没有这政策。”2009年，汪祥礼连续四五次前往民政局询问，均无功而返。吴宗树之孙吴祥志等人的经历与此相似，申报工作于是搁置。
事情在2011年出现转机。王生才也是“后死碑”烈士，其侄子王崇新是陕西省妇幼保健院的名医。王崇新最初将申报材料递交陕西省民政厅，但9个月后被退回，民政厅要求他从原籍礼泉县申报。他重新走程序，并托人说项、多次催问，终于在2011年3月16日获得批准。2011年4月7日，王家收到国家民政部下发的《革命烈士证明书》，其中明确称，“王生才同志在山西省中条山对日作战中壮烈牺牲”。
张恒立即将此消息通告所有烈士遗属。汪祥礼和吴祥志满怀希望跑到柞水县民政局，并请张恒与工作人员通话，没想到对方却称，张恒是个社会骗子，意欲借机牟利。近日说及此事，56岁的张恒仍然愤怒不已，“同是一场战斗中牺牲的，为什么不给办?我当时连律师都请好了，要起诉民政局行政不作为。”
为争取政府部门的支持，张恒亲赴柞水与有关领导座谈交流，最终将对方说服。“我把陕军抗战的历史讲给他们听，领导最后说，只要有政策，就一定给办。”汪祥礼重新递交了申请材料，但仍然石沉大海，直到近日从网上得知获批的消息，时间已经过去了4年。
证明 国民党也能有“烈士”待遇
商洛市政府将徐治帮等5名抗日阵亡人员的烈士申请统一向省政府请示，文号为(商政字[2012]42号)。汪祥礼等人二次提交材料一年后，商洛才向上申报，又过一年后始获批准。
“大家都很诧异，国民党也能评烈士?”张恒道出了社会普遍的心态，虽然1983年就有文件通知，但即便是民政系统，多数政府工作人员对有关政策也并不知情，或持抵触态度。
事实上，“后死碑”烈士获批并非孤例。3月28日，原国民党骑兵4师12团上校团长孙荫芝，也与汪家强等人同日获批烈士。陕西省政府随后解释称，追认抗战牺牲的国民党人为烈士并非新政策，一直在执行。
张恒介绍，国民党正面抗战的历史逐渐得到承认，1983年民政部出台的(民[1983]优46号)文件也与此背景有关。据媒体近日报道，国民革命军40军39师115旅少将旅长朱家麟是该文件在陕西省的第一位受益者，1988年获得“革命烈士证明书”。朱家麟于1938年5月11日夜率部掩护全军从江苏沛县突围，被日军围困7层，最后全部捐躯。
多年来，张恒寻访到了100多位国军阵亡将士遗属并协助其申报烈士，“加上这次后死碑的5位烈士，大约有30人获得了批准”。张恒介绍，追认国民党烈士还存在几个方面的难题。首先，文件规定烈士需遗属申请，且为直系亲属，但大多数烈士即便能确定身份，也没有直系亲属。“他们当兵时都是十几二十岁的娃娃，没有成家，父母兄弟也早已去世了。”
此外，申报材料须有可靠证明。“后死碑”烈士王振峻祖籍甘肃省天水市，其子王宝玺在申报时被要求提交两项证明：部队演变过程和牺牲情节。76岁的王宝玺老人十分无奈：“部队演变过程张恒老师帮我写了一个，但是怎么牺牲的谁能证明呢?都一块战死了!”他的申报材料仍未获批。
由于陕西籍烈士占据多数且申报者众，经过多年的争取，不少地方的政策出现松动。2009年，山西省平陆县民政局为所有“后死碑”烈士各出具了一份阵亡证明，成为遗属们申报烈士的重要文件。此外，遗属们寻找到一些健在的老人，出具证明材料。以汪家强为例，证明文件来自其祖籍所在的柞水县丰北河镇政府、北河村村委会及两位同村老人。
张恒自己也珍藏着一份革命烈士证明书，颁发时间是2005年12月30日，主人公是他妻子的外公杨世伍。杨世伍生前为国民党38军独立46旅736团2营4连上尉连长，1939年在中条山六六战役中牺牲。时任独立46旅旅长的孔从洲后成为新中国开国中将，他为杨世伍写了牺牲证明。但张恒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申报，前后也花费了数年时间。“我一直鼓励大家，一定要坚持，国家有政策，咱们应该理直气壮地申报烈士!”
动机 不要抚恤要安慰
汪家和父亲早逝，17岁的大哥是家中唯一的劳动力。汪家强参军后，13岁的二哥去给人家放牛，小脚母亲只好带着残疾的姐姐和自己挨家要饭。母亲死的时候，因无钱安葬，在家中停灵半个月之久。回想起幼年时所受的苦难，汪家和老人一遍遍重复，“姐是个瓜瓜(当地方言，意为哑巴)，咱小，要了10年饭啊……”
5位“后死碑”烈士原籍均是商洛农村，汪家强和吴宗树的家乡地处深山，至今仍未通公路。迫于生计，汪祥礼2000年前后举家前往泾阳县云阳镇张屯村，但仍然贫困不堪。如今，老伴卧床不起，儿媳妇精神失常，83岁的汪家和需要每天为她们做饭，照顾一切。52岁的汪祥礼在西安的建筑工地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