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大战之后，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趁张学良东北军主力留驻华北之机，于1931年9月18日由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放置3具身穿奉军士兵制服的中国人尸体于现场，作为破坏铁路的证据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以此为借口，日军炮轰沈阳北大营，引发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次日，日军攻占沈阳，在此后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东北地区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沦陷，20世纪日本带给中国长达10余年的暗无天日始于此时。至“七七事变”日本全面侵华，以蒋介石及中华民国政府主导的中国经济现代化努力成为泡沫，所有建设成果几乎化为乌有。
“黄金十年”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面对自鸦片战争以来100多年的列强分割之局，各种不平等条约的绑缚，以及数额巨大的赔款，经济形势可谓千疮百孔，加之内有军阀林立战争不断，外有经济危机肆虐全球，各国对外投资大量缩减，局势可谓雪上加霜。但自1928年北伐结束后，南京政府获得了国际承认成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此后的大约10年，中国迎来了一个短暂的发展时期。
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1930年至1936年间，中国工业年均增长率达7.7%。发轫于20年代的纺织工业继续发展，电器用具工业、电机工业、染料工业、酒精工业、酸碱工业等新兴行业的出现，使得轻工业产品种类增多，产品结构发生显著变化，促进了工业部门的结构调整。中国轻工业产值达到了自民国肇始以来的最高水平，近代工业化初现端倪。
在重工业方面，1935年4月，国防设计委员会与兵工署资源司合并，改称为“资源委员会”，负责创办与国防有关的工矿企业并担负起整个国家的重工业建设。1936年3月，资源委员会根据国防需要和可能的经济能力，拟定了一项重工业建设计划，预定于3年之内，在湘、鄂、赣等内地建设与国防需要直接相关的重工业和矿业。此后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1937年，中央钢铁厂、湖南茶陵铁厂、江西高坑煤矿、天河煤矿、氨气工厂及无水酒精厂等先后建成;中央机器制造厂、湖南湘潭飞机发动机厂、中央电工器材厂等已在筹备之中。
农业方面，这一时期国民政府设立了农村复兴委员会等一系列机构，并救济农村金融，减免部分农产品税，对进口粮食征税;设立农业实验所指导农业生产，开办农业推广区，兴修水利工程等促进农业发展的政策。
从1921年到1936年间，全国粮食总产量增长了30%，平均每年1.76%。1936年是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粮食产量最高的一年，总产量约为3000亿斤，这一记录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才被打破。值得一提的是，1936年中国的主要粮食产区大多风调雨顺，这对当时抵御自然灾害能力的中国农业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因素。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了《中华民国全度标准方案》，规定：万国公制为中华民国权度之标准制，以与标准制有简单的比率而与民间习惯相近者为市制。这种单位制，通常称之为“一二三制”，即1公升等于1市升，1公斤等于2市斤，1公尺(即1米)等于3市尺。这种简单而有效的标准，将中国民间普遍使用的度量恒制和国际标准统一起来，直至今日仍然适用于中国内地市场。
财政税收方面，国民政府首先力争关税自主，1928年到1934年，先后和外国政府多次谈判，通过四次关税改革，使海关关税大为提高，显著增加财政收入，大大改善了财政紧绌的境况。1927年7月，国民政府颁布裁撤国内通过税条例，至1931年6月，各种厘金及由厘金变名之税捐，一律取消，使国内货物得以畅通无阻。1927年起，国民政府还推行货币改革，逐步废除银本位制，后于1936年发行法币，与英镑及美元挂钩。这是中国金融史上建立现代金融体系的首次尝试，不仅统一了国家货币，还实现了对白银等硬通货的掌控，保证了国家财政基本稳定。
在改善交通体系方面，从1928年到1937年，中国铁路网络从8000公里增加到13000公里，东西主干线陇海铁路于1934年延伸到延安，1935年延伸到宝鸡，1936年中南主干线粤汉铁路竣工。京浦线与沪宁线、浙赣线和沪杭甬(宁波)线实现了以渡轮、铁桥等方式的联通。至1936年，全国公路网络总长度由1921年的1000公里增至5703公里。
缺席的东北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通电南京，宣称接受国民政府管辖，史称“东北易帜”。此举是对初生的国民政府政治上的巨大支持，标志着中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而东北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意味着巨大的经济潜力，本该为国民政府的经济建设注入强劲的动力。
自古以来，东北地区地广人稀，土壤肥沃。历史资料显示，1930年东北三省耕地面积约6.9亿亩，已耕面积2.74亿亩，按照当时东北三省2957万的总人口计算，人均耕地较内地各省多6倍以上。据1930年统计资料显示，东北三省出产大豆5397820吨，占全世界产量的60%和中国大豆输出额的30%左右，此外当年出产的粟为3276480吨、高粱4779690吨、小麦1365650吨，三省农产品总计约为1900万多吨，约占当时中国农业产量的20%以上。
在矿产资源方面，东北三省煤、铁蕴量丰富，仅辽宁一省铁储藏量即达69683万吨，三省总计煤储藏量145624万吨。1930年，东北三省输出各类矿产资源439万吨，其中出口275万吨，出口价值2000万元以上。林业资源方面，据日方满洲统计书记载，三省森林面积合计36168000町(一町约合中国18亩)。
此外，在交通运输方面，九·一八事变前东北三省共有19条铁路线，总长6570公里，占当时全国铁路总里程的50%。在国际贸易和关税收入方面，1927年至1930年东北三省连续四年处于出超地位，当关内各省连续四年入超之时，东北三省对于平衡国民政府国际收支起着重要作用;1930年东北三省的关税收入为24345126海关两，约占全国关税总收入的15%。
所有这一切，随着“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全数落入日本侵略者之手。东北沦陷后，中国丧失了全国农业产量的1/5，损失了年产百万吨的矿源和年产3000万元的林业资源;1932年中国海关税收较上一年减少了13.5%;关内外贸易的中断，使中国损失了3000万人口的国内市场和储量巨大的原材料供应地，使正在发展之中的民族资本主义遭遇当头一棒;缺少了东北三省的农产品和矿产资源的出口，中国的贸易入超增加了3亿多海关两。
通过史料，我们可以大致统计出九·一八事变给中国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亦可想象，如果没有九·一八事变，当时中国的经济建设无疑将取得更大的进展。日本入侵东北，让国民政府的经济建设横遭变故，极大地削弱了日后中国军民抗击日本侵略的经济基础。回溯此前的甲午战争，历史似乎发生了重演——近代以来，每当中国呈现零星良性的发展势头，即遭遇来自日本的打击。当然，无论洋务运动还是国民政府的经济建设，是否指向独立富强的民族共愿，存在很大疑问;而在世界殖民体系尚未瓦解的彼时，即便没有日本的入侵，中国的发展之路也注定举步维艰。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必须牢记教训，以清醒和警觉应对潜伏四周的危险，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国家的长久发展。
